林汉达(1900─1972)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教育家。生前曾任燕京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中央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林汉达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历任民进中央常委、副主席和民进北京市分会第一届理事会主任理事。
　　20世纪30年代，中学普遍用三种英语课本:林汉达编的世界书局出版的本子；林语堂编的开明书店出版的本子；周越然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子。1936年冬，他向美国大学报名办手续，第二年就进了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读民众教育系。一年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加上三个假期合成三年，读满了学分，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民众教育的发展与中国文字改革的关系》，中心思想是要利用拉丁化新文字作为扫除文盲的工具。为此，他还获得了美国金钥匙奖(据说此奖当时仅费孝通与林汉达两人得过)。
　　1946年6月24日，上海报纸刊出警局通缉林汉达的消息。据林汉达的儿子林文虎生前回忆，抗战胜利后不久，上海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1945年12月30日，由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出席成立大会并签到的有26人，林汉达名列其中。1946年，林汉达几乎每天都要在各大学、中学、工厂、团体演讲，演讲的题目主要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林汉达的演讲深刻、生动、尖锐、泼辣、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当时，反动派集中打击马叙伦和林汉达，满大街都贴着“打倒失意政客马叙伦！”、“打倒青年贩子林汉达！”的标语。1946年6月23日，上海10万人上街进行反内战大游行，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是大会执行主席。林汉达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第二天，上海报纸上就登出警局通缉林汉达的消息。
　　林汉达是一位有胆有识的教育家，也是新语文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新中国成立后，著名教育家吴玉章第一次见到林汉达时，就对他说:“你所写的有关文字改革和新文字的书和文章，我都看过了，写得很好。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我真是太高兴了，因为我后继有人了。”
　　林汉达极力提倡语文的大众化，这其中有一则他与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宁夏平罗“五七干校”看守高粱地的一段故事，至今传为佳话。周有光在他后来撰写的《跟教育家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一文中就曾有记述:
　　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林汉达先生(当时71岁)和我(当时65岁)两个人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这是“犯法”的。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两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守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没有人的影儿。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儿。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林先生仰望长空，思考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拔苗助长”，“揠”(y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儿，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我开玩笑地回答。
　　他忽然大笑起来！为什么大笑？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儿，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你查过词典了吗？”我问。
　　“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叫人钦佩！
　　两位先生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语文的大众化要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林汉达说，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人们常写，“他来时我已去了”。很通俗，但是不“上口”。高声念一遍，就会发现，应当改为“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去了”。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你先走”不说“你行先”(广东话)。“感谢他的关照”不说“感谢他够哥儿们的”(北京土话)。“祝你万寿无疆”，不说“祝你永垂不朽”。林汉达进一步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他们谈话的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讲演。
　　林汉达多才多艺，他的通俗历史作品，曾创造了历史普及读物写作的一个高峰。为普及中国丰富的历史知识，他一生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等大量通俗历史故事读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生前未及完稿、由曹余章续完的《上下五千年》，至今仍广为流传。
　　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说，林汉达的历史故事不仅可以让读者津津有味地读到我们祖国的历史，而且文字规范，对我们学语文、学作文都大有好处。任溶溶回忆说:“我有幸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认识林汉达先生……有一次他拿出一大沓手稿给我看，说他正在写《东周列国志新编》。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写这部书。他说，我们文字改革工作者提倡写口语，他写这部书正是要做一次实验。当时我们为了帮助不识汉字的文盲读书，出版了不少拼音的书，连《阿Q正传》也翻译出来了。但许多书不是用口语写的，拼音读出来往往读不懂，所以很有必要用口语写作。”
　　的确，林汉达的语言不但很规范，而且还很漂亮。虽然都是最浅易的大白话，但那有力的节奏，美妙的韵律，不知不觉就抓住了人，并足以让一代代的人久久回味。
　　林汉达写通俗历史读物有两个目的，一是想通过写历史故事纠正古人那些不对的观点。任溶溶说，林汉达先生之所以写这些故事，因为他从小就爱读历史书，总觉得过去有些传统观点很不正确。譬如“烽火戏诸侯”那个故事，过去一向把罪责推到褒姒身上，说成“女人是祸水”，他认为就很不公平。他说女人也有坏的，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不怪昏君，却加罪于褒姒，就没道理。他想通过写历史故事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二个目的，是学习用现代口语写作。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林汉达说:“我喜欢学习现代口语，同时又喜欢中国历史，就不自量力，打算把古史中很有价值的又有趣味的故事写成通俗读物……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尝试通俗语文的写作，换句话说，是从研究语文出发的。”
　　如林汉达先生所言，这只是一次尝试，但正是这一尝试，成就了他一系列影响广泛的通俗历史读物，并为几代人所津津乐道。